中国电影的银幕形象置身于一个特殊时代:这既是高歌猛进的大好时代,又是暗藏危机的变革时代。2016年中国年产电影故事片772部,全国电影票房457.12亿元,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电影生产大国。中国还拥有四万多块银幕,超过美国,位居世界第一。国产电影的受众关注度,以及中国电影市场的火热度,也是其他艺术门类无法比拟的。高歌猛进之中,国产电影尚有隐忧存焉。根据“中美电影协议”的约定,中国每年要进口34部美国电影。这些大片凭着强势出场、弱势出局的理念,意用大资本、大制作、大明星、大宣传席卷中国市场,在中国银幕上复制拷贝美国的价值观念。国产电影在与好莱坞大片的竞争中逐步崛起,实现繁荣发展,却也催生出一种产业失衡现象。
伟人与英雄可以崇高,而普通人如果能超越一己欲望,将自己的幸福愿景同中国梦融合起来,也可以走向崇高。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中的三个主人公,经历了改革初期的“出国潮”和“下海潮”,沉沦过、拼搏过,趁势而起,潮起潮落,始终守望自己的人生愿景,终于悟出人生的意义,赢得生命的尊严和事业的荣光。影片以成东青、孟晓骏、王阳三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带出了改革开放历程,可以说这三个人物的形象既有生活质感,又有可以企及的崇高境界,还有沉甸甸的时代质量,写出了人民的大情怀、时代的大境界,因此成为近期国产电影人物形象塑造的代表作品。
一些从业者过分倚重市场效应,以票房多寡论英雄,这种生产思路催生出“过分倚重娱乐精神,以好看好玩论短长”的创作观念变异,使轻电影、小电影、悦电影大行其道。称其轻,是指时代质量过轻;称其小,是指思想力量过小;称其悦,是指过于注重娱乐狂欢。国产电影的诸种隐忧集中表现在银幕形象上,就是世俗化倾向严重。写凡人小事成为时下电影创作的常态,这本属正常现象。然而,时下的平民书写迷恋世俗,轻慢崇高。于是乎,创作重生活粗鄙感,轻高尚精神境界,重世俗欲望,轻精神品格,使人物流于世俗化、粗鄙化。这些问题发展到极致,就演变成张扬世俗欲望,追逐一己私欲,堆砌垃圾情绪,展示人性猥琐,热衷于消费情色、颜值等趣味低下、格调媚俗的创作倾向。而国产电影银幕形象的这种市俗化倾向,也悄然改写了青年观众的审美习惯,使他们越来越喜欢兴奋、刺激、重口味的内容。这种观影诉求又助长了电影市场的媚俗之风,使娱乐狂欢之作风靡于世,有家国情怀、人文精神之作遇冷,具经典风范、能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之作稀缺。
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精神和情怀去书写银幕,献给我们的时代,献给我们的观众,并以此同好莱坞比拼?落实到人物塑造上,我们不应该弱化银幕形象的积极精神力量,消费卑琐小人的卑琐之事,而应该在凡人小事中体现出人性的高洁;在写平民的世俗生活中,开掘出他们对美好人生、生命尊严和幸福愿景的守望;热情表现中华民族在追求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呈现出来的精神风貌。一千五百多年前,文艺评论家刘勰就提出,文艺作品要“写天地之辉光,晓生民之耳目”,又指出“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,乃道之文也”。宋代张载提倡文艺要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可见,文以载道是中华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。
中国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,关键是讲什么人物的故事,传递什么精神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、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:“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,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,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。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,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、感染力、生命力。”可见,银幕形象传递什么精神,引领什么价值取向,直接影响观众的审美情趣、审美理想和价值判断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银幕形象影响着国民的精神世界,银幕形象的精神力量大小也决定着电影核心竞争力的强弱。表现人物崇高境界是中国电影人的责任和使命。中国电影一直具有现实主义的优良创作传统。无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《马路天使》《十字街头》《渔光曲》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,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涌现的诸如《小花》《喜盈门》《苗苗》《泉水叮咚》等影片,都在描摹现实生活的同时释放出积极向上、温暖人心的精神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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